明朝那些事1-6
我向来对畅销书是有些抵制,原因很简单: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。但是流行的也有好货,比如这几本明朝事儿。
作者用戏说笔法纵横明朝历史,各色人物粉墨登场,个性鲜明,故事曲折,好看,有流行电视剧的风格。
看完这六本后,我翻出了万历十五年、中国人史纲、世界通史……买了很久却翻不开的历史书,发现,还是翻不开……浮沉
职场小说,看个热闹。
俺是个相当直率的人,直率的好处是自己比较爽,直率的代价是得罪人。
往好听了说,是活出真性情,用另一种说法,就是在处理人情世故中缺了根筋。偏偏我们这群人,总是很喜欢搞搞人际关系的,有些人就游刃有余,有些人就灰头土脸,我就属于后者。
知道差距,可并不能、不想、不可以迎头赶上
如何的活法自在逍遥,乐在其中,糊涂之中也有自己的标准,不要用社会的眼光来折磨自己
知足常乐,精神胜利,我是平凡而不成功的大多数朗读者
在纳粹的统治下尽职工作而没有反抗,这算不算有罪呢?
法不责众,这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逻辑?
这本小说有一个青春欲望的外衣,包裹着对历史、法律、和爱情的疑问。
纳粹的罪行显然是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错,就像文革的罪行显然不是某四个人或某一个人的错,时代中的人们都有责任,听任罪行肆虐而没有制止,甚或身不由己或自觉自愿的参与其中。
直到今天,某些逃过惩罚的人们似乎仍没有为当年的罪行而感到自责,朗读者不仅仅是德国的,也是我们的。可是我们仍不能无所顾忌畅谈一代人的错误。
另:这本书的翻译真不是一般的烂
2009年3月20日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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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看的书 |
2009年3月8日星期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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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忘成都 |
总是,在期待一本NB的小说出现。击中痛处,让我的心破碎。共鸣,就是享受。
《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曾经喜欢过的作家:石康
看完了晃晃悠悠之后,我追看他的每一本小说,支离破碎,在一起,一塌糊涂,北京姑娘,心碎你好……
直到看恶心为止,直到不再关注这个人为止
但不管如何,石康还是曾经很是诱惑了我一段时间
而慕容雪村就没有这个能力了
看完成都和红尘颠倒之后,我对他的文字兴趣已经消失大半
也许是他的功力不够
更多的是
现在已经历太多,在阴暗世俗装扮下的纯情恋爱故事
已经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
虽然它的外衣越来越复杂,但是内核一如既往
女人、朋友、酒、钱,这就是故事的主要出场角色
痛苦、爱情、欲望,这就是故事探讨的主要意义
……
这样总结好像很没劲。
《成都》是《红尘颠倒》的一个剪切版本,或者说《红尘颠倒》是《成都》的未分级版本,差别只是在露点的程度。
里面的男人总是有钱就变坏,女人总是只真心爱一次,爱情总不得善终,下半身总支配大脑,朋友总被出卖,打架总要流血。
慕容雪村长了很多岁,走了很多路,从《成都》到《红尘颠倒》,他仍只是在重复自己。
2009年1月13日星期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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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谅我红尘颠倒 |
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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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墓碑: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》下载 |
2008年10月6日星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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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资本主义-[大败局I&II] |
用一些典型案例,作者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企业的一些“著名的”失败。比如顺驰、铁本、三株、华晨等等。为了增加阅读性的原因,可能还有作者的专业背景局限,对案例的剖析并不深入,更多的以当时的新闻报道为直接素材,加入了较多的感情色彩,使商业案例带上了更多的传奇性,明显的失去了不少专业性的反思和总结。
我的一些感想。
一方面是参与者,一方面是规则制定者。政府在改革中就是这样的无耻,以维护国有资产这样的口号为幌子来经营自己的利益,维护垄断,不惜破坏市场公平。激进的企业家成为牺牲者,明智的努力成为利益共同体。
于是,明智的冯仑在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:“面对国有资本,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、补充而不替代、附属而不越的立场,才能进退自如,持续发展。”这是企业家的智慧还是政府的悲哀?
官员意志代表政府,没有法律,他想怎样就怎样,背后标榜着宏大的国家意志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建设规划随着官员的换届而有规律的变化,上一届规划往城西,下一届规划往城东,我上位,我做主,在我的地盘你就带听我的,我要修我的路,盖我的楼,做我的秀,才能升我的官。
企业家的最大杀手,一是自己的贪婪,二是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,三是地方政府。他们莫名其妙的成为政治大旗上的无辜祭品,在掌握着随时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官员面前,识时务的企业家只有献上自己的供品。
本来应该是市场秩序维护者的政府,在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推动下,成了GDP的粉丝。他们推动一切可以让年终统计数字好看的东西生长,于是优秀的民营企业被像泡泡一样吹起来,政府扔给他们不理智的扩张宏图,或是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。等到民营企业不堪重负倒下的时候,官员是不会损失一分钱的。
在宏观调控的大刀砍下的时候,被斩的只有民营企业,道理很简单,作为刀手的政府同时也是最大的资本家,他是不会把自己的生意——国有资产——放上砧板的。只是随着一轮轮调控的洗礼,刀手变得文明,行政色彩越来越淡化,只需调动金融业就把活做了,文明的不需要任何强制手段,所到之处却依然是哀鸿遍野。
可能自古以来,中国就保持着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博弈的“优良传统”。某个党并没有改变这个现象。现在是中央要宏观调控,要高调保护环境,地方仍以GDP为核心,调控不能让我的财税下降,环保不能让我的工厂关闭。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。中央文件想要打一口井,一级一级传达下来,可是到了基层却连一个坑也没挖。中央的决策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?
我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:朱镕基任总理时到南阳考察,在途中临时要求停车,在路边的耕地里找到一个种地的农民谈话,农民回答朴实,没有高调夸赞党的领导,只是表示生活殷实幸福。总理欣慰上车。殊不知这个地里的农民也是个安排好的村委会主任。在总理车队驶过的道路两边,有多少村委会主任放下酒杯,拿起久违的锄头,在地里辛苦的劳作啊。
人生如戏。
